封面故事／专访百岁王鼎钧 谈写作、说野心、聊忏悔 (6QA完整版)

人称「鼎公」的王鼎钧自1963年出版首作以来，60多年笔耕不辍，前有反映人性与洞见的「人生三书」，熔铸毕生记忆、显一代中国人因果纠结与生死流转「回忆四书」，近有由他亲自打捞，在今年出版繁体版的《江河旋律》，在新冠疫情期间及之后，他也以键盘代笔，孜孜不倦，与后生程奇逢「轮流发球」，合著《四手联弹》，针对同一主题各抒己见，显示世事、人情与利害的不同面与质地。

在王鼎钧将满百岁之际，他与夫人王棣华一道来访世界日报纽约总社，回顾并畅叙自己的创作生涯。

少年时，王鼎钧弃学从军，曾经历对日抗战与国共内战，在1949年到台湾后，也曾目睹白色恐怖年代下那「险峻」的文学江湖。1978年他来到美国纽约后，从此「侯门一入深似海」。在天涯彼岸大跨度调动时空，前后写了17年，几经修订下完成了《回忆录四部曲》，「把痛苦的记忆写得不痛苦，也不把痛苦再转嫁给读者。」

作家张晓风称王鼎钧为「一代中国人的眼睛」，张大春为王鼎钧冠「文心」二字，结论却指是国家辜负了王鼎钧，然而，王鼎钧却在访谈中说，他这一代人，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冲突，战争反淘汰时，他万劫归来，倘若加减乘除，国家并不欠他什么，是「去臣无怨词，忧谗畏讥」。但对于国家，四海漂流的他，是处处非家处处家，只有路，没有屋，「人生在世不能没有国家，但是最好只有一个国家，国家多了可能是一种折磨」。

有读者评论，有作者过了中年的巅峰时期便开始衰败，而王鼎钧却是例外，在步入老年，他创作的「左心房漩涡」等作品是发力之作，而到古稀之年，他更是进入了文学创作的「冲刺阶段。」在超越与升华了文本乃至生命经历中的痛苦以后，王鼎钧似乎也没有作家所需要面临的「痛苦的瓶颈期」。相反，文字与文学为他持续带来隐密的「甘甜」，文字无穷无尽的排列组合，搭配不可计量的音韵变化，让他上瘾成癖，「贪得无厌」，贯穿始终又屡屡出新地书写。是文学让他安住。

以下是访谈内容：

「特别关心文学 造了许多口业」

问：先从《江河旋律》聊起。我们从出版社及隐地先生的书序了解，这本自选集先是2020年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，无序无后记，低调极简；继由台湾的「尔雅」于今年出版繁体版，在台北的国际书展发表。集子分为三类：美文选、变体选、杂文选，过程中，鼎公亲力亲为。您说，临江打捞，希望能为读者留下。可否先请鼎公介绍您在《江河旋律》中的选文标准，过程之中，有哪些特别感触希望传递给读者？

王鼎钧：这本选集是应北京人民出版社主编付如初女士的邀约而成，《江河旋律》这个书名代表我勤奋创作勇敢探索的年代。美文的「美」指美感，文章以表现美感为目的，美感是艺术欣赏的一种境界，近似我们古人所说的陶然、欣然。「变体」的「体」指体裁，文学作品的体裁有诗、散文、小说、评论，变体是在散文中使用了小说、戏剧的技巧，是一种美丽的错误，有人称为「兼体的散文」，有人称为「散文的出位」。最后一项是条杂文，祖师爷鲁迅的遗风余脉渡海而来，行文如厨房的杂碎，马戏团的杂耍，宗教的杂念，无可归类只有自成一类。

我的野心是写美文，我认为这是文学创作的正果，然后是出位兼类写变体的散文，这是传统的延长，文化遗产的增加。可是事实上我一直写杂文，1952年，我在台北进入中国广播公司担任编撰，正式卖文为生，直到2008年，这70多年我写了难以计数的杂文。我以写作谋生，文稿按字计酬，杂文能大量生产，计时完成。杂文的「艺术含金量」很低，除了鲁迅以外，几乎没有谁可以名世。

晚年，我写过一篇文章〈我后悔说了那些话〉。那时台湾的公务员对上门办事的平民百姓，尤其对乡下人，态度十分恶劣，你如果送上红包，他马上和颜悦色，我说他们「卖笑」。那时办任何事都得找关系，托人情，同样一件事情，张三托人办不通，李四送红包办成了，钞票上面印著孙中山的肖像，我说李四是托国父出面，当然如愿。那时号称威权时代，民意机构的权力缩小，失去监督政府的作用，政府为了维持宪政的形式，仍然用高薪厚禄养士，我们讥讽他们有些是「卖手的」，在法案需要通过的时候举手表决，有人是「卖嘴的」，在审议法案的时候发言支持，有些人是「卖屁股的」，按时坐在座位上凑足法定人数。这些话都是杂文腔调，博得满堂采声，我深感忏悔。


我对文学特别关心，在这方面造了许多口业。50年代，教育部设置了台湾第一家文学奖，开始两届的得奖人都是从文化界「淡出」的老师宿儒，我说，这样的文学奖何必要办，不如每年给李白、杜甫烧一些冥纸算了。我说台湾有人居间为政府拉拢作家，可称为「文学掮客」，有老年年长的女作家指东画西，喜怒无常，可称为「文学婆婆」，年轻女作家搬弄口舌是非，可称为「文学小姑」；某人有作家和官员两种身分，以文学伺候政府，又以官员身分君临作家，我称之为文学太监，有人专卖赤裸裸的性爱小说，借色相宣传造势，我称之为「文学老鸨」。诸如此类，口不择言，罪孽深重，我深深忏悔。

「写作是痒、是瘾、是朝思暮想」

问：鼎公出版著作逾40种，文类甚多，散文、评论，乃至小说无不涵盖，「人生三书」及「回忆四书」俱为代表。您被誉为「一代中国人的眼睛」。张晓风女士特别提及鼎公所著「活到老，真好」，鼎公自是经过颠沛、流离、故乡他乡，透过作家之眼为时代见证，更留下丰美作品。鼎公60多年笔耕不辍，真的没有经历过所谓作家的瓶颈吗？

王鼎钧：不瞒您说，最初，我是拿写作当做一门手艺来学习的。写作是由「内在的构意」到「外在的构词」，需要使用一种工具，就是语言文字，如何使用工具要经过学习，「辞达而已矣」，我的了解就是你完全掌握这种工具了，完全发挥工具的性能了，把「构意」和「构词」之间的高墙拆除了，我在学习中爱上了咱们的文字。

中国文字是那么可爱，字形可爱，字音可爱，字义可爱。冩作是文字的排列组合，中国字号称方块字，使用起来灵活方便，字靠著字、字连著字、字叠著字，爱得你要死。每个字是一个精灵，一道符咒，排列组合的变化无穷无尽，使你上瘾，使你成癖，使你贪得无厌，你把心一横「我就这样了此一生罢！」如此这般，做成一个贯彻始终的作家。

前贤说每个方块字像一块砖，可以筑成宫殿，作家像一个建筑师；我说每一个方块字像一幅图画，可以连成大地山河，作家像一个画家或者电影导演。方块字除了一字一形，还有一字一音，这一个字像一个音符，作家写作的时候像一个音乐家，他排列声音。中国字有四声，有轻声变调儿化韵，声音有轻重长短高低强弱，变化也是不可胜计。作家使字音彰显字义，字义强化字音，两者相得益彰，运用之妙存乎一心，内心自有一种秘密的甘甜。「甘」是美感，「甜」是快感，所谓得失寸心知，就是暗自回味这种甘甜，甜到心里，甜到梦里，你乐不思蜀，乐此不疲，这才做成了一个作家。

我常常劝写文章的朋友，文章不能逢年过节写一篇，不能儿娶女嫁写一篇，不能等到日食月食写一篇。写作不是你长周末去钓了一条鱼，不是百货公司大减价去买了个皮包，写作是你兼了个差，天天要签到值班，写作是你养了个宠物，随时想抱一抱，摸一下，看一眼，为了它早回家，晚睡觉。写作是一种痒，手痒，心痒，写作是一种瘾，就像烟瘾酒瘾。写作是朝思暮想，千回百转，才下眉头，又上心头。

王鼎钧说，「我以前只知道悯人。同情所有的人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悲天？后来才晓得，这个悲是同情，不是悲哀。有很多事情，老天爷也不愿意它发生，但是老天爷也没办法啊。这个境界叫做悲天。」(记者李芊芊／摄影)

「以前只知悯人 不知为何悲天」

问：您曾说，60年代后期，70年代初期，您决心以文学立命，设法「一步步使职业与文学脱钩」，何以下这样的决心，您又是怎么做到「脱钩」的？也有许多年轻人，有这样的转型期许，您对他们的建议是？

王鼎钧：我的一位老师说过，文学并非专门的学问。我的理解，文学作品有自己的生命，万物皆备于我，六经皆我注脚，不为尧存，不为桀亡。依据这个了解，我把作家分成三大类，有一党的作家，有一国的作家，有人类的作家。作家可以党同伐异，各为其主。作家也可以站在全国人的立场上表现人生、批判人生，超越党派，超越地域，超越阶级，当然超越自已的利害祸福。这样的作品仍然很难成为全世界共有共享的文化财产，更上层楼是「人类的作家，居高临下。悲天悯人。我以前只知道悯人。同情所有的人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悲天？后来才晓得，这个悲是同情，不是悲哀，同情老天爷啊，为什么要同情老天爷？有很多事情，老天爷也不愿意它发生，但是老天爷也没办法啊。这个境界叫做悲天。

我的宗教信仰是基督教，基督教没有悲天，基督教的上帝不需要任何人帮忙和同情。你说你同情上帝，对上帝是一种侮辱。但是我后来还受佛教影响，佛教对于作家有帮助，佛教里头有悲天，佛不愿意发生的事情照样发生，祂并不能够使那些事情不发生。这个时候佛是很痛苦的。

人类的作家最后要有这个境界，在他的心目中众生平等，世人都是上帝的儿女。他把作品经营成高级象征，不管读者的国籍、种族、信仰，作品对他都有意义。众人的痛苦就是他的痛苦，每一个人的痛苦也是众生全体的痛苦，读者一旦进入这样的作品，也就进入了共同的人性，营造共同的谅解。

所谓与职业脱钩，意思是不再把文学当作使用工具的技能，不是指作家转业。我年轻的时候梦见在稿纸上画钞票，一面画一面担心有人看出来是伪钞。我要做另一种梦，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梦？我还没有做过。至于转业，每个人都有他婴儿时代的鞋子，少年是诗人，青年是革命家，中年是商人。另有高就当然很好，我不劝人和我一样。

「故乡是我初恋 纽约是我婚姻」

问：您的作品言浅意深，经常饱涵丰富的各种知识与常识，更多寓言式故事信手拈来。近日读《四手联弹》，更发现您对时下资讯掌握亦相当快速，例如不过数年前的电视剧《与恶的距离》也出现在您的分析之中。请您分享身为作家对于知识、常识、资讯收集，乃至想像力与理想化是如何编织运作，及其所扮演的角色。另外，您曾论及纸媒与网路的未来，对纸本仍乐观吗？

王鼎钧：这些年我不断公开我的写作经验，出了好几本书，自己写不好，希望别人能写好。答复刚才这个问题，千言万语难尽，长话短说，也可以总而言之，无他，写作不能只是知识，必须是行为。当年某大学请马可吐温演讲，题目是「怎样写小说」，凭他的盛名号召，满堂座无虚席，他登上讲台，抛出一个问题：你们是不是都想写小说？台下一齐举手，他再问一句：「你们不赶快回家写小说，坐在这里干甚么？」

这一点意思，我为中学生的作文写过一首歌：作文真痛快 心里的话写出来／是鸟就要叫 是花就要开／我叫得比你响 我开得比你快／来来来 中学生好自在／小文豪大天才／一窍通了百窍开／条条大路通作文／我的秘诀你不用猜

关于「论及纸媒与网路的未来」我未说过对纸媒充满乐观，但我说过纸媒不会「消灭」，文化有更新的机能，也有储存的机能，某种艺术形式一经成立，永远存在，人造纤维并未消灭蚕丝，织布机并未消灭刺绣，塑胶并未消灭瓷器，电影并未消灭舞台剧。家家户户「鸳鸯绣就凭君看」的盛况不再，刺绣从商品成为艺品，仍然存在。我能说的只有这么一点点。

王鼎钧茶余饭后欣赏太太王棣华的花艺。(本报资料照／记者许振辉摄影)

问：前面提及颠沛流离，您自中国大陆到台湾再到纽约的经过，自是两岸关系一段不堪回首的时代缩影，鼎公自身也曾身涉国共矛盾之中，在作家张大春新近演讲帮大家回顾了这段不可思议的经过。张大春以「文心」形容鼎公的谦冲，似是以文学升华；但他的结论是国家辜负了您，甚为沉重。您自己如何看待这段人生与历史？

王鼎钧：1931年，九一八事变发生，我七岁，开始有国家观念。我受的教育是国家多难，这一代人要救国，救国需要牺牲，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冲突。战争来了，我经过对日抗战、国共内战，战争是反淘汰，我苟全性命，万劫归来，倘若加减乘除，其中总有对不起国家的地方。国家并不欠我什么。说到这里，我的大白话不够用了，借用文言，「去臣无怨词，忧谗畏讥」。

我在不同的时间、不同的地点、对不同的访问者说过，我这一生混到三个国，中华民国、中华人民共和国，还有一个美利坚合众国。人生在世不能没有国家，但是最好只有一个国家，国家多了可能是一种折磨。我的问题是有三个国，没有家，四海飘流，处处非家处处家，用台语来形容，我这样的入「只有路，没有屋。」我在不同的时间、不同的地点、对不同的访问者说过，中国生我，台湾养我，美国用我。故乡是我的初恋，刻骨铭心，纽约是我的婚姻，侯门一入深似海。

我这一生只好稀里胡涂，不求甚解，但是下一代呢？我不止一次告诉孩子们，你们是法律上的美国人，血统上和文化上的中国人，要融入美国主流社会，但是保持中国的特色。爱中国，效忠美国，叶落未必归根，风媒水媒，分散也是繁殖。这也算是「极无可如何之遇」了，除此之外还能怎样呢？

王鼎钧(左)接受世界日报专访时，夫人王棣华(右)除了提醒「老伴」喝水，全程「盯著」老伴，仔细聆听她口中的「怪人」发言。(记者张宗智／摄影)

「看见世报转型 增进族群和谐」

问：亦不免俗请问您的养生之道，以及您的创作习惯，有无特殊环境。据称，您也是个夜猫子。

王鼎钧：既然「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冲突」，养生就是自私，所以我们瞧不起延年益寿。运动？太可笑了，整天劳苦的还需要打太极拳？到了50年代，我们还认为胆固醇是一种心病，缺乏维他命是商品推销的广告。我那一代都在险境中生活，幸而世界日报有一大特色，天天推出C3健康版、D6橘世代、D2养生版，告诉我们怎样吃饭、怎样吃药、怎样吃菜、怎样睡眠，我才知道过去都做错了，魔鬼藏在细节里，世界日报教育了我、保护了我。养生之道也是千言万语，总而言之看世界日报。

问：您在1978年来到美国以后就与世界日报有非常多的联系，也有许多文章都发表在联合报及世界日报之上，世界日报明年也将迎接50周年。您对世界日报有著什么样的勉励与期许？

王鼎钧：我从1978年来到美国，就到世界日报来报到、拜访各位，也得到了许多的照顾，也可以说，我是先知道纽约有个世界日报，我才敢来。我也看见世界周刊的创办，世界周刊包容量大，更配合移民的需要，指导我们在美国的生活。因为我们来美国也很需要出去学习，所以非常感谢。

我也看见世界日报的转型，从台湾的子报变成国际性的大报。纸上涵盖了两岸读者关心的内容，这一点不容易，不著痕迹，在无形之中潜移默化。一开始，我还记得有部分读者不能接受，比如说在加州举行的奥林匹克 (编按：1984年洛杉矶奥运)，大陆的选手李宁得了金牌，世界日报头题报导，我们很赞成，但是有少数读者不赞成这样做。但是时间久了，他们也都接受了世界日报的包容量，潜移默化增进族群的和谐。

世界日报明年将迎接50周年，王鼎钧(中)向世界日报社长张宗智(左)及记者郑怡嫣表示，他1978年来到美国，就到世界日报「报到、拜访」，也看见世界周刊的创办，也看见世界日报的转型。(记者何振忠／摄影)

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，是一部近代史诗。一段接一段的故事，有如精采有趣的章回小说。从民国初年到1978年，历经抗日战争与国共内战的烽火年代，在台湾见证了台湾文学、报业、广播、电视的发展，以及白色恐怖。

《昨天的云》是王鼎钧「回忆录四部曲」第一部。他在序中写首：我听说作家的第一本书是写他自己，最后一本书也是写他自己。「第一本书」指自传式的小说，「最后一本书」指作家的回忆录。我曾经想写「第一本书」，始终没写出来。现在，我想写「最后一本书」了。以下摘自本书：我不是在写历史，历史如云，我只是抬头看过；历史如雷，我只是掩耳听过；历史如霞，我一直思量「落霞孤鹜齐飞」何以成千古名句。……一本回忆录是一片昨天的云，使片云再现，就是这本书的情义所在。──王鼎钧

《怒目少年》是王鼎钧「回忆录四部曲」的第二部。他在序中说：中国人生了气，有时候像滚水，有时像火山。抗战军兴，中国人蓄怒待发，出气的对象有变化，先对外国，后对本国。许多事我或在局外、或在局内，许多人我或者理解、或者迷惑。许多人，包括我在内，我们不知道何时，何故发生这种载舟覆舟的变化，我们不是秋风未动蝉先觉，而是秋风已动蝉先落。出入于两种怒气（对外国和对本国）之间的我，以一个少年人的受想行识，构成这本书的内容。它记述由1942年我前往抗战后方起，到1945年抗战胜利为止，我对中国社会所作的见证。以下摘自本书：在《怒目少年》那样的年纪，开始窗隙窥月，雾里看花，一路挺胸昂首，没有天使指引、先知预告，自以为是，坎坎坷坷。没关系，只要你长大。人活著，好比打开一架摄影机，少年时底片感光，不曾显影，一直储存著，随年齿增长，一张一张洗出来。──王鼎钧

《关山夺路》是王鼎钧回忆录第三部。王鼎钧说：国共内战的题材怎么写，这边有这边的口径，那边有那边的样板，我没有能力符合他们的标准，只能写我自己的生活、思想，我应该没有政治立场，没有阶级立场，没有得失恩怨的个人立场，我入乎其中，出乎其外，居乎其上，一览众山小。而且我应该有我自己的语言，我不必第一千个用花比美女。如果办不到，我不写。以下摘自本书：听到过一首歌「左边一座山，右边一座山，一条河流过两座山中间。左边碰壁弯一弯，右边碰壁弯一弯，不到黄河心不甘。」国共好比两座山，我好比一条小河，关山夺路、曲曲折折走出来，这就是精采的人生。──王鼎钧

《文学江湖》是王鼎钧回忆录第四部，记述1979年去美前的30年。他在序中说：我写回忆录不是写我自己，我是藉著自己写出当年的能见度，我的写法是以自己为圆心，延伸半径，画一圆周，人在江湖，时移势易，一个「圆」画完，接著再画一个，全部回忆录是用许多「圆」串成的。王鼎钧在台生活30年，度过青壮时期，为甚么只有一本的篇幅呢？他在序中写道：确实很费踌躇。最后决定只写文学生活，家庭、职业、交游、宗教信仰都忍痛割爱了吧，所以这本书的名字叫做《文学江湖》。以下摘自本书：「江湖」是当日的情景，依我个人感受，文学在江湖之中。文学也是一个小江湖，缺少典雅高贵，没有名山象牙塔，处处「身不由己」，而且危机四伏。──王鼎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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