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物侧写／不计后果 百岁鼎公「明月直入，无心可猜」

午后两点，王鼎钧和夫人王棣华到了世界日报。他穿著一件宝蓝色羽绒外套，一双棉鞋，拿著一叠打印出来的泛黄的文纸。百岁鼎公摘下墨镜，看上去气阔疏朗。

文纸上是已经写好的采访问题的答案。王鼎钧说，他不喜欢说已经说过的话，因为一个作家在前期，最怕为别人重复，而到后期成了「专家」，则害怕自我重复，「得意的话是说了又说。」

用他的话来说，这一番采访是「不计后果」，将许多未曾说过的话，都付诸在了这几张纸上。事后我们颇后悔，为何没再设法多问鼎公几个问题？

王棣华说，拿到我们问题后，鼎公便在电脑上敲敲打打。70多岁时，他的「机关手」并不太再能用笔来书写，于是，就学会电脑，用「科技手」来代替。新冠疫情期间，他把自己关在二楼的书房，也并不说清楚这其中的安排，但谁能想到，「他窝在书房，疫情期间还出了一本书。」

「对我来说，他是一个怪人。」王棣华打趣说。

王鼎钧的耳朵不好，在采访开始前，他戴上助听器和我说，若问完一道问题，就拍拍他的手臂示意。于是，在一众人面前，我放大声提问，他也纵情作答。有一回多翻了一页，所答并非所问，鼎公明白过来后说：「答错了。」再认真重答。

作答时，王鼎钧求精准，但也求直白。一些书面和文言，鼎公会再口头解释，一些留白的地方，他有时也会说得更透彻。他与读者与听众之间，许是要「明月直入，无心可猜」，若是连采访的人都听得不明不白，产生歧异，那就更遑论读者了。

在迁台的外省作家当中，乡音是「故乡」的一道残影，齐邦媛的东北音、白先勇的桂林口音，都令人印象深刻。几十年间，鼎公从中国大陆到台湾再到纽约，来自鲁南的乡音也似未改。他说话时，声音低沉，但抑扬顿挫，仿若听著说书，时空停踏，有时候还带著拖音，偃仰起伏，也让人跟著百转千回。

鼎公说，作家写作时就像一个音乐家，他「排列声音」，创造不可胜计的变化。而他说话时，也更像是把这些文字，再布施到空气当中，唱念做打。读起来好听的字句法，落下笔也方才动人。他讲到悲情处，声调不受理性的控制，听者也跟著揪心。

「我以前只知道悯人。同情所有的人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悲天？」王鼎钧继续悠悠地说，「后来才晓得，这个悲是同情，不是悲哀，同情老天爷啊，为什么要同情老天爷？有很多事情，老天爷也不愿意它发生，但是老天爷也没办法啊。」

当天纽约暖暖冬阳似酒，王鼎钧在悯人与悲天之间感叹收放，在场听者无不动容。

而讲到恣意、适意处，鼎公的双手、指节，也跟著舞动、应和，像是文字的指挥官。讲到嘲讽之处，声调也跟著往下一滑，像是摔一记跟头，引得在场众人无不大笑。鼎公有黑色幽默，生动鲁直，他偶出现在大众面前，总能带来阵阵笑声。

谈话间，快满百岁的鼎公始终精神矍铄，陶然自得，喝上一两口太太递过来的茶水，顿上片刻，又再进到文学的世界，再递过去，茶已经凉了，话还热乎。

王棣华说，王鼎钧「只要谈到文学，就不会累」，文字和文学，带给他隐密的甘甜。

「每个字是一个精灵，一道符咒，排列组合的变化无穷无尽，使你上瘾，使你成癖，使你贪得无厌。」运用中国文字已入化境的王鼎钧自况：「把心一横：我就这样了此一生罢！如此这般，做成一个贯彻始终的作家。」

「如此这般」的王鼎钧写作人生，线条无比简明，底蕴却无比厚实。

王鼎钧之「鼎」，似也在述说著他的人生：鼎有三足两耳，三足串起三国，两耳贯通上下；鼎既是记忆的重器，历史熔炉，但也是鼎革与取新。

「作家要不停地创新，才能摆脱困境。」他说。